说起来你可能不信,明朝中后期那会儿,最懂读者心的人,可能不是埋头苦写的文人,而是那些整天拨弄算盘、盯着销量的书坊老板。

那时候,福建建阳、江苏金陵、浙江杭州这些地方,书坊遍地开花,竞争激烈得很,光刻印四书五经、医卜星相已经不够了,市面上流行什么,老百姓茶余饭后爱聊什么,这些书商老板的耳朵灵着呢,他们发现,哎,那种文绉绉的文言传奇,读书人爱看,但市井小民、识字不多的商人、甚至闺阁女子,好像更爱看白话的故事,爱听些离奇曲折、快意恩仇或者烟火气十足的事儿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:一些书商不满足于只是“卖故事”,他们干脆自己下场“造故事”,自己找选题,自己组织人写,或者干脆挽起袖子自己来,他们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具有“市场思维”和“用户导向”的“内容制作人”。

这些书商写(或主导编写)的小说,有个共同特点:“接地气”到了骨子里。

当书商拿起笔,明代出版商的跨界小说实验

语言上彻底“说人话”,他们才不跟你之乎者也,满篇都是鲜活的白话,市井俚语、方言土话信手拈来,读起来就像在听隔壁茶馆的说书先生侃大山,清平山堂话本》里的一些故事,语言糙是糙点,但那股子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

题材紧贴热点和猎奇心理,公案小说火了,就写包公、海瑞断案,情节怎么离奇怎么来,怎么大快人心怎么编;历史演义有市场,那就接着《三国》《水浒》的势头,编各种“后续”、“别传”,甚至把杨家将、岳家军的故事添油加醋,越悲壮越慷慨越好;世情小说萌芽,他们就敏锐地捕捉市井百态,写发迹变泰、写婚恋纠纷、写人情冷暖,怎么真实怎么戳心窝子怎么来,他们深谙“流量密码”:老百姓爱看什么,我就给你生产什么。

节奏快,爽点密,文人写作可能讲究个含蓄蕴藉,草蛇灰线,书商们可没这个耐心,他们追求的是“立竿见影”的阅读快感,矛盾要迅速展开,坏人要尽快得到惩处,好人要有圆满结局(至少大部分时候),章回标题一定要抓人眼球,内容里少不了“看官听说”、“且听下回分解”这种互动感极强的套话,目的就是让你手不释卷,恨不得一口气读完。

这么干也有副作用,为了赶工、为了畅销,粗制滥造、模仿跟风的现象很严重,一个题材火了,立马有一堆类似的书跟上,情节套路化,人物脸谱化,有些书商干脆当起“裁缝”,把各种现成的故事片段、民间传说剪剪拼拼,就成了一部“新作”,版权?不存在的,他们可能是最早实践“融梗”和“同人创作”的一批人,虽然目的纯粹是为了商业利益。

但你不能否认,这股由书商带动起来的写作风潮,影响极其深远,它极大地推动了白话小说的成熟和普及,让小说从文人的书斋案头,真正走向了广阔的市场和千家万户,它建立了一套更贴近大众的叙事语法和审美趣味,为后来《金瓶梅》“三言二拍”等世情小说、拟话本小说的巅峰之作,铺平了道路,积累了最原始的读者群和市场经验。

当书商拿起笔,明代出版商的跨界小说实验

这些书商作者,名字大多湮没无闻,不像罗贯中、施耐庵那样光耀文史,他们写东西,可能少了一份文人的情怀与寄托,多了一份商人的精明与算计,他们的作品,文学价值或许参差不齐,有些甚至被正统文人鄙夷为“鄙俚浅薄”。

但换个角度看,他们才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“产品经理”,他们不在乎青史留名,他们在乎的是书好不好卖,恰恰是这种赤裸裸的市场导向,完成了一次重要的“文学下沉”,让故事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,而成了多数人可以消费的日常娱乐。

下次当你读到明清那些生动泼辣的白话小说时,或许可以想一想,这里面或许就藏着某位明代书商老板的精明眼光,他们握着笔,心里拨着算盘,在润笔稿纸和刻版油墨之间,无意中参与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、充满烟火气的中国小说模样,这大概就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,在文学史上一次有趣又重要的拨弄吧。